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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的情况亦适用于信息公开追责。

[46]同时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1条也规定：依法令之行为，不予处罚。真正打破这一形式合法的事件，是行政许可被撤销的事件。

严格来说，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6条采用发生的表述，是存有问题的。上述认识在刑法学上已经获得普遍承认，但是在行政法上并非如此，尤其是在执法实践中。在义务冲突中，一种法益遭受侵害主要是因为行为人选择保护了另外一种法益。（二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，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。黄俊杰：《行政罚法》，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，第46-48页。

但是，在钟某某与广东省中山市开发区分局濠头派出所案中，[8]中山市开发区分局濠头派出所却持相反立场，认为钟某某偷开机动车，属于紧急避险，其违法事实不成立，对钟某某偷开机动车的行为作出不予处罚决定。多数人认为，并非所有许可都是违法性阻却事由，这要根据所许可的行为性质而定。[70]那么，为什么成文宪法国家还存在宪法性法律呢？除了前述宪法典的有限性之外，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开宪法典的修改困难。

比如《宪法》第十三条第三款，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。只有这样，宪法部门中的每一个规范才有用武之地。[59]相比普通法律的修改程序，宪法典的修改之所以困难在于其需要更高的民意基础。条约能够让一国宪法彻底失效或者一国宪法能够让条约彻底失效，[89]这都是无法想象的。

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101号，它的裁判要旨为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，被告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答复原告的，人民法院应审查被告是否已经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、检索义务。（3）对于该先例，是否存在理由。

但对于后者，还要看该法律的主要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，如果该法律的多数条款属于其他的法律部门，还不能将该法律视为宪法性法律，只能说该法律中的部分条款属于宪法渊源。[25] 参见陈恩才：《试论行政规则效力的外部化及司法审查》，载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2年第2期，第161-165页。诚如前述，根据法的渊源分为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的观点，宪法部门中的规范在合宪性审查中是有不同作用的，有的是作为裁判依据，比如宪法典，有的是作为裁判理由，比如宪法性法律、宪法惯例、宪法解释、国际条约等。二是根据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的《法规、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》第三十六条，对法规、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，发现法规、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、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，应当提出意见。

当然，第三种观点并不排斥其他国家机关享有宪法解释权，只是说，当其他机关的宪法解释不一致的时候，必须有一个机关来说最后一句话。 注释:[1] 参见张翔：《宪法概念、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》，载《法学评论》2021年第4期，第24-35页。再比如《葡萄牙宪法》第277条第2款，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中，如有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违宪的规定，且该规定在他国法律制度中得以适用，则在葡萄牙法律制度中同样适用，但该规定违反宪法基本规定的除外。比如，《德国基本法》第9条第3款规定，企图限制或妨碍结社权利的契约无效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离开了这些法律，会影响合宪性审查说理的完整性。宪法渊源首先是指宪法部门的渊源，即宪法部门中调整宪法关系的规范的表现形式，这些规范可以蕴含在宪法典中，也可以蕴含在宪法性法律、宪法惯例、宪法判例、宪法解释、国际条约中。

1996年，法院再次宣布，上述立法具有准宪法地位。[6]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反映出对于宪法渊源的不同理解，甚至可能隐含着对于法的渊源的不同看法。

关键词: 宪法渊源 法的渊源 依据渊源 理由渊源 宪法原则 宪法精神 近年来，围绕宪法渊源的内涵产生了一系列争论，[1]这些争论甚至溯及对于法的渊源的讨论。也就是说，不成文宪法并不具有宪法典的最高性、特殊的制定程序以及难于修改性三项特征。实际上，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对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上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别行政区法院之间就采取了类似的制度设计。[8]法的认识渊源就是法学意义上的法源，但是对其内涵，则有两种不同的认识。彭中礼教授也将法的渊源界定为裁判规范，并且认为裁判规范分为作为裁判理由的规范和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，参见彭中礼：《法律渊源论》，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69页、第71页。[35] [德]托马斯·M.J.默勒斯：《法学方法论》（第4版），杜志浩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，第135页。

因此，佩策尼克认为，广义上所有的法律理由都是法源。最终在采纳了詹宁斯提出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，加拿大最高法院确认了该宪法惯例的存在。

[20]地下水流到地面上成为溪水，所以法的产生渊源与法的认识渊源并没有本质的差别，可能只是法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而已。[23]雷磊教授也意识到了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问题，他指出，如果法的渊源等同于法，那么法的渊源就将成为一个冗余的概念。

比如，加拿大1960年的《人权法案》，最初政府寻求在加拿大宪法典中加入人权条款，但是由于无法获得省的支持，最终放弃了修宪计划而促成了法律的出台。所谓主要理由就是指包含了宪法解释的论述。

[5]也有学者认为，宪法渊源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多余的，应当回归宪法原则规范与宪法解释。[48] See Turpin and Tomkins, supra note[44], p.182-183.[49] Stefan Piten, Der Vor behalt der Verfassung, Nomos, Baden-Baden,2013, S.226.[50] 参见陈新民：《公法学札记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02页。前者是支持行为人去做或者不做一定行为的意图，后者是支持行为人去做或者不做一定行为的考量。[51]它包括国家秩序的组织架构、最高国家机关的形成和权限、国家功能的行使、多个机关的共同作用、最高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。

[31]裁判依据之所以作为依据，靠的是形式上的权威性，它保证了裁判的依法性和可预测性。（一）法的渊源与法的关系从世界各国对法源的列举来看，比如罗马法中资深学者的意见、意大利民法中的行业规则、以色列法中的自由、正义、衡平以及以色列遗产的和平原则，[15]显然这些都不是法，但它们却属于法源。

由此可见，法源与法并不能等同。这些法律的内容跟宪法典一样具有根本性，包括：（1）定义或者重新定义联合王国，比如1707年的《与苏格兰联合法》、1800年的《与爱尔兰联合法》、1998年的《权力下放法》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正式机关对适用机构的宪法解释没有表示异议，那么，适用机构的宪法解释就发生法律效力。将法源界定为法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法的表现形式只能是法，不可能说法表现为一些不是法的东西。

[16] [德]魏德士：《法理学》，丁晓春、吴越译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99页。所以，笔者主张按照法源在裁判中发挥的作用，将法的渊源分为依据渊源和理由渊源。如果他不辞职，他的行为就构成了违宪，但不会引发法律制裁，因为没有法院能够强迫他辞职。[72]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经常发挥宪法典的作用，比如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裁判依据（在不成文宪法国家，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就是审查是否符合宪法性法律），然而在成文宪法国家，宪法性法律更多是补充宪法典，因为宪法性法律也不能违反宪法典。

[47] 参见姚岳绒：《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》，载《法学》2010年第9期，第122-131页。参见[英]丹·琼斯：《权力之笼：1215年〈大宪章〉诞生始末与800年传世神话》，李凤阳译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13页。

我国《立法法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根据宪法规定行使国家立法权。他认为1964年的《民权法》、1965年的《投票权法》、1968年的《公平住房法》均属于宪法性法律。

那么，首先，为什么要进行宪法解释？仿照法律解释的理由，一是宪法典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，比如美国宪法典上规定的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、不合理的搜查和没收。[78]在德国，宪法习惯法主要存在于宪法机关之间，比如调整联邦总统与联邦政府、联邦政府与联邦众议院之间关系的规则，它们并非由法来规定，而是来源于长期的实践。